盖蒂茨堡学院教务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是这种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保持着海外最好的大学教育，还因为在这种学院里教书的人基本上都是教授，没有研究生教课的情况，教师力量十分雄厚，而学校的规模却相当小。师生比例是判断大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通常的情况是学生和老师的比例越小，学校越好。

      比如，多年来一直在全美目前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两个自由教育文理学院，在麻省的维廉姆斯学院，其师生比例是1：9，学生不到 2000人；阿姆赫斯特师生比例是1：8，学生1600左右。两年前排名第五、今年排名第十的宝盾学院的师生比例是1：10，学生不到1600人。而排名第四十六的盖蒂茨堡学院的师生比例就是1：15左右，学生有2400多人。可以看出，从师生比例上就能看出学校情况的好坏来。师资力量的雄厚，使每一个学生都有和最好的教授交流的机会。这种学校强调的是师生之间的交流，强调小课堂，也就是一门课的学生不能太多，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关系十分密切。也正是这种方式，使学生获益非浅，所以中上阶级的孩子更多地被送到这类学校来，因为，在家族历史上是家庭教师到家庭授课，而现在是教授给十来个学生授课，学生仍是在“吃小灶”。我们都知道，小灶饭多半比大灶的饭好吃一点，并且精致和文化的多。

       我不是研究中国教育的，对中国的教育所知不多。我认为对比别国的教育体制、教育思想和教育哲学对探索教育改革的人或许会有所启发。今年我因为工作原因，访问了几个大学，看到的情况是大学越办越大。比如浙江大学，据那里的老师们说，现在的浙江大学是过去的四所大学合起来成立的，如同“大跃进”时期的集体大炼钢铁一样。谈论到这个改革的老师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对这种特大规模的大学持积极的态度。我想起来1999年的一天，我在中央民族大学路过一个课堂，忍不住站在旁边听起来，原来老师在讲辛亥革命历史，这也是我常常在美国教授“五四”文学时要涉及的内容之一。我想看看中国的大学，在多年提倡教育改革后怎么教书，学生怎么学习。我吃惊地发现，几十分钟的课，老师站在讲台上讲了整整几十分钟，他写了很多板书，在黑板上列出辛亥革命失败的意义，学生们都埋头作笔记，把那套从小学就学到的几条再听写一遍。我愣愣地站在那里想，原来还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那套背《论语》的教育方式，那套教授如何亦步亦趋的方式，那套背诵别人的思想，甚至不是思想，而是垃圾的教育方式。”